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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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

楼层#1  帖子长袖善舞 » 2014年 8月 11日 星期一 4:22 am

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
作者:[乌克兰]格雷戈里·格洛巴


第三章:算术是法轮功的最大克星

  法轮功信徒经常问我,为什么你确信中国不存在血腥迫害?难道你不怕犯错,无意中成为罪犯的同谋者?在此首先声明,我从未写过关于中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也从未去过中国,因此,我(其实法轮功习练者也一样)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太相信美国新闻机构的报道。

  不过,近年来我亲眼目睹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信徒的所作所为,由此我可以得出有关该组织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写的是关于乌克兰法轮功及其给乌克兰公民传播的信息,而非中国法轮功,因为我不了解关于中国法轮功的信息。我之所以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读者,是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分析、自己思考、自己做出评价,而不是简单看之信之。

  我认真研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法轮功信徒给我提供的宣传材料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的法轮功法轮功媒体网站的信息资料,同样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毕竟,乌克兰和中国的逻辑法律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说,2加2等于5,不管他说的是5个乌克兰人还是5个中国人,其答案都是错的,完全没有必要到中国去求证其谬误所在。

  且看法轮功媒体报道的苏家屯医院活摘人体器官情况:“2005年初苏家屯有囚犯10000人,2006年初减至6000人,没有人可以从苏家屯‘死亡集中营’活着出来。”

  不妨做个简单算术题(即便在共产主义中国也没有人可以废除数学)就可以得出结论。从法轮功媒体提供的数据看,苏家屯在2005年一年中摘取了4000人的器官,我们再做个除法笔算:4000÷365(一年的天数)=10.96。如此说来,苏家屯每天要杀11人!节假日和休息日也不例外!如果只是简单杀人,倒也有可能,但要说活摘器官,那要复杂得多,因为这必须要由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而做手术必须遵照消毒规定,如果为了出售器官,不按消毒规定连续不休地做器官摘取手术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如此摘取的人体器官只能扔进垃圾桶里去。每例手术结束或过1、2天后必须用消毒液对手术室进行彻底消毒,从天花板到地板的每个角落,以及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一整夜。做手术可不是在屠宰场屠宰牲口,可以流水线操作。

  此外,一个手术室一天不宜超过3例手术,以免违反消毒规定,即便在中国也没有人可以违反医学卫生规定。在此,请体会一下“难以置信”与“不可能”之间的差异。要说外科医生不加消毒摘取用于出售的人体器官,绝对不可信。

  且一天做11例器官摘取手术,苏家屯医院至少要有四个手术室,至少要有12名医生,还不能安排普通手术。那么,拥有330张床位的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究竟有几个手术室?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假如没有足够的手术室,也就是说,杀人没有凶器,犯罪指控不能成立。这个问题简单而关键,可以衡量所有指控是否站得住脚,然而法轮功媒体和“证人”均无言以对。一个化名为“安妮”的女证人,却不知道自己曾工作的医院里有几个手术室,其在苏家屯医院当外科大夫的丈夫,竟然对此也一无所知。

  之后(2006年5月20日后),安妮在大卫·乔高的采访中又称,医院平均每天做3例手术。这个数字远比想象中的少,而且又与其他证人提供的数据相矛盾,如此慢的速度怎么能使集中营的囚犯一年内从10000人减至6000人?为了能自圆其说,安妮又不得不补充说在其他医院也进行着同样的手术。然而这个说法却给“调查者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具体在哪些医院?那些医院是否具备做此类手术的条件,如足够的手术室、用以消尸灭迹的“焚尸炉”、保卫保密措施等?为什么其他证人没有提及过此事?为什么那些记者和外交官只去那家血栓病医院?既然“死亡集中营”分布在全市各家医院,怎么可能保证不为外人所知?

  总而言之,待熟悉法轮功媒体的材料之后,就能明白一点,算术是法轮功的最大克星。中国刑警学院教员杨涛指出:“每100名囚犯配以15名狱警、3名医务人员,每50名囚犯由1名狱警官管理。如果法轮功的指控成立,苏家屯果真有6000名囚犯的话,那里至少需要1000多名工作人员。”对此,法轮功媒体企图反驳,写道:“所谓15%的警力配比根本没有必要,因为那些工作人员就可以充当警力,根本不需要狱警。”

  想必那里的警卫应该是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而不是穿制服的狱警,但警卫还是不能少的,不然的话,囚犯会发起暴动并四处逃匿。

  问题是,拥有330个床位的苏家屯医院以及“安妮”提及的其他医院,包括医生和实习生在内,有没有1000名医务人员?

    面对如此重要的细节,那些发表长篇大论、声讨“死亡集中营苏家屯”的写手们却哑然失语。无言以对的还有 “安妮”本人,这个在医院工作几年、一直在统计集中营死亡人数的医务人员竟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同事!总而言之,只要涉及到无需保密的具体数据,那些巧言善辩的“调查者”和 “知情证人”就会变得出奇的少言寡语、闪烁其词或模棱两可。

  他们沉默就对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他们公布具体数字、证据或地方,他们就会和其他“诚实证人”的证词互相矛盾。因此,这些“反迫害斗士们”不得不遵守“沉默是金”的原则。


第四章:那些所谓的“活摘”证人们

  所谓证人就是目击者,而不是上海菜市场里挑拨是非的女人。那么,苏家屯集中营的所谓“证人”究竟看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法轮大法及其《大纪元》网站却在犯罪学和法学领域开了“非目击者作证”的先河。

  1号“证人”,英文化名“彼得”,“一个普通记者”。这个“彼得”于2006年3月9日见诸报端,首次在《大纪元报》的刊文中自称“曾是中共内部侦查部门的间谍”,而在华盛顿聚会上常常以“普通记者”自称。

  “彼得”究竟“见证”了什么?

  “我曾与辽宁省沈阳市的很多官员有联系。通过与这些官员联系,我才知道,苏家屯有个地下集中营。过去三年中,我研究了大量资料,跟很多人打探过情况。最终,我去了苏家屯,那里关押了大量法轮功习练者,他们在眼角膜、骨髓、内脏器官被摘取后,被扔进焚尸炉……”

  在此有必要向与《大纪元》合伙的自称记者的作者追问每个新闻记者都会提出的合理问题:同行,请问您从哪里了解的情况?您究竟研究了哪些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是否也可以研究一下?“很多人”究竟跟您讲了些什么?您对他们所讲的是如何证实的?您曾经是与广播电视打交道的职业人士,难道就没有对高达3米的铁丝网电围栏进行录像或拍摄?而描写集中营文章中所登载的“混乱的医院院子”照片更是不值一驳:哪有这些场景故意对着居民楼窗户的?面对这些质问,那些冒牌记者只好张口结舌,他们对那个期待已久的“证人”关于中共兽行的采访算是白费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请注意,我没有质疑“证人”的言论,也没有指责他撒谎,这样做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这些罪行的证人或要作证,甚至也没有说过自己去过苏家屯集中营。他只是说自己和很多人有联系或说“从公共卫生系统获得信息”。而所谓的残酷迫害早已是《大纪元》的陈词滥调,也已成为法轮功习练者的口头禅,他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如果哪家媒体把这种报道视为“证据”的话,还可以这样编写续报:张奶奶逛完上海菜市场回来后,透露了一个可靠信息,她亲眼目睹了……

  2号证人“安妮”,在死亡集中营呆过5年

  2006年3月23日“大纪元”公开的第二个“证人”是化名“安妮”的美国妇女,“大纪元”称她自1999年至2004年曾是苏家屯的医务工作人员。因此,有必要从医学角度来对“安妮”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

  “我的前夫是这个集中营的主刀外科医生之一。他主要做脑外科手术,负责摘取眼角膜”——岂不知,眼科和神经外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神经外科医生做脊髓和脑部手术,而眼外科医生只做眼科手术。神经外科和眼外科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技术要求都很高,两个专业不能混为一谈。此外,这位“证人”也没有解释令人生奇的问题:这个“神经-眼外科医生”为什么会在血栓病医院当医生。

  “摘取眼角膜的主要对象是老人和孩子”——老年人的器官已经衰竭了,移植衰竭的器官毫无意义。

  “我们的医院很大”——共有330个床位的医院,是“够大”的。

  “当病人失去知觉的时候,丈夫就用剪刀剪开病人的衣服,发现病人口袋中掉出一个包,打开一看是个戒指盒”——哪来的口袋?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不可以穿上衣的,如果病人失去知觉,那应该由护士在卫生检查室给他脱衣服,而不是医生在手术室给他脱衣服。手术室是不能有异物的。因此,手术医生的口袋里也不可能掉出东西来。

  “在焚尸炉工作的工人起初都很穷,干一段时间后,捞了不少手表、戒指、项链,这些都是焚尸前他们从法轮功习练者尸体上取下来的财宝”——手术前必须去除所有“异物”,包括耳环、戒指、手表,甚至假牙,手术时,病人、医生身上都不能佩戴类似物件。从理论上讲,只有医务人员才有可能盗取死者的财宝,而不是焚尸工人。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位在“秘密死亡集中营”这样的罪恶之地工作了5年的证人所看到的真实内幕,遗憾的是,竟然什么名堂也没有。

  “我的女性朋友在苏家屯看到了法轮功习练者”——这位在拥有330个床位的“大医院”工作五年的证人拿出的“证据”居然是同事讲的,前夫讲的,女性朋友讲的……而前夫讲的还是“从埋尸者那里听来的”。

  对这位前妻讲述前夫的事,我不想评论它的可信度,也没有必要评论,因为这位“安妮”所言根本不是证词,纯粹是胡编。一个在“集中营”工作5年的人拿不出一个亲眼目睹的证据,这恰恰是那里没有犯罪活动的有力证据。更何况,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位“医务人员”从未在那家医院工作过。

  3号证人,匿名军医

  这名证人在“大纪元”上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沈阳军区从事军需保障工作,出于安全考虑,不便公开真实姓名。

  证人证词首先应交代时间、地点,而法轮大法的“证人”却直奔结论:境外关于苏家屯集中营关押法轮功习练者的报道是真实的。那么,这是“军医”本人在苏家屯医院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还是亲耳听到的“可靠消息”?对此关键问题却无人作答。

  “军医”唯一亲眼目睹却与苏家屯毫无关系的是“夜里一列军人押解的火车拉着7000人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所有被押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上”。这些人究竟是法轮功习练者呢还是普通刑事犯,他没有说明,却言之凿凿地称:“即使去苏家屯实地调查也枉然,也不可能找到证据,因为迅速撤离几千人并不费劲。”至于本人是否亲自到过苏家屯医院,这位军医和其他匿名证人一样,只字未提。

  4号证人,来自辽宁省沈阳苏家屯的金姓朝鲜族人

  俄文“大纪元”网(2007年6月10日)以及中文“明慧网”(2007年6月2日)登载了金的证词。金称,他有一个于姓朋友,退休前是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的外科大夫,因苏家屯法轮功囚犯剧增,他被医院返聘,专门做活摘器官手术。金在韩国签证期间看到了“器官活摘”图片展,竟然从图片中一眼认出了这个于姓医生朋友。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难道你们不为这个证人的谎言感到难为情吗?其一,金怎么可能从图片中“一眼认出”那个于姓医生呢?因为那些图片不可能是在手术室拍摄的,因为手术室没有照相机。如果那张照片果真存在的话,早已名震世界,某些人也用不着为找演员炮制“证据”而煞费苦心了。当然,也可以从网上下载图片,再添加“十恶不赦的恶棍”这样的题词,“证据”就轻松制成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如果你们真正奉行“真善忍”,且以“真”为先的话,难道会不承认首尔展出的器官活摘图片是伪造的吗?

  其二,这个于姓朋友对金如此信任,能对他讲述如此秘密的事件,却不告诉他自己的名字,这难道不奇怪吗?

  再看大纪元对“金”的描述,“他经常阅读报道法轮功以及中共的免费资料,并相信这些报道是真实的。他今年63岁,在大纪元发表了‘三退’声明,目前正在申请加入韩国籍。”原来这个“金”在“作证”前就与大纪元挂上钩了!

  尊敬的法轮功习练者,你们证人的证词的真实性,我不想多费口舌,相反,我完全同意4名证人的证言。你们找来的这4名苏家屯犯罪的见证者证实的恰恰是,他们既没有看到犯罪,也没有见过“集中营”,对此“大纪元”居然还用各种文字大书特书,向全世界广而告之。

第五章:“不公正”的考察和专家

  乌克兰人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已不是到苏家屯医院寻找死亡集中营的第一批人士,在他们到那里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苏家屯医院要开商业旅游部啦!美国外交官是最先赶到“集中营”的。2006年3月22日美国领事馆代表第一次访问了“集中营”。4月14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在国家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苏家屯中西结合血栓病医院,实地考察近1小时。之后,美国驻华领事馆代表宣布,那只是一家普通公立医院,美国考察代表“未发现该医院别有他用的证据”。

  大纪元首次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引起了维权人士吴弘达的极大关注,他请求法轮功领导层为他安排与“证人”见面,却遭到了拒绝。抑或正因为吴先生对中国监狱了如指掌,诚实的“证人”不敢冒险对他讲述自己的“见证”?吴弘达根据报道提供的信息,亲自来到苏家屯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经对所有“可疑设施”考察后,一无所获,只发现了一个拘留所,里面根本没有做器官摘除手术所需的复杂医疗设备。

  然而,法轮功的支持者们却对这个无耻谣言毫不害臊。两位律师、《人体器官活摘调查报告》的作者乔高和麦塔斯在报告中针对中国政府的发言如此写道:“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就知道有人去实地考察过,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故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不指望那些考察会发现什么,也不指望器官活摘的传闻会真相大白。”如此说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考察结果不重要!也许那些考察者急于拯救那些可怜的囚犯,匆匆赶去医院,为了这个神圣的事情不惜花费自己和同事们的时间,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从未去过苏家屯医院的人提供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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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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